葛洪对道教的影响及对中医的贡献

《晋书·葛洪传》有诗曰：“稚川优洽，贫而乐道。载范斯文，永传洪藻。”葛洪是两晋时期最重要的医学家之一。“优洽”，指才思卓异而学问广博，融会贯通之意；“载范斯文”指其著《良吏传》《隐逸传》《神仙传》《郭文传》及整理《西京杂记》等著作；“洪藻”是对其著述与文学、医学价值的评价，认为它们都内容丰富，能够永传于世。《晋书·葛洪传》还说：“凡所著撰，皆精核是非，而才章富赡。”可以说高度概括了葛洪的学说及其杰出的一生。

修道为医成一家

道家与道教有时也称为道家、黄老。但严格来说，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。钱穆先生说：“先秦道家，主要惟庄老两家。此两人，可谓是中国道家思想之鼻祖，亦为中国道家思想所宗主。后起道家著述，其思想体系，再不能越出庄老两书之范围，亦不能超过庄老两书之境界。”（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）这里的“庄老”，指的是庄子和老子。

先秦以后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，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。葛洪生活的时代，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。尤其是自西汉中叶以来，道家思想经过长久积蓄，在这一时期里开始复兴、勃发。中国自西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后，儒家一枝独秀，统治着政治思想等一切领域。但到了东汉后期，随着时局动荡不安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，“天人感应”神学的权威逐渐动摇，慢慢走向衰落，许多名法之学，包括道家思想，开始挣脱儒家思想的压抑，走向了振兴。

东汉后期道家思想的复兴，是在人生哲学的层面展开的。如张衡的《思玄赋》《归田赋》《骷髅赋》中，明显有老庄思想的存在和情怀。《思玄赋》曰：“墨无为以凝志兮，与仁义乎消摇。不出户而知天下兮，何必历远以劬劳？”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、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已经揉进了修身自娱、超越世俗的情怀，这些就是后来道家所推崇的修仙人生境界。

道家思想在东汉后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，就是为道教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。葛洪所著的《抱朴子》为道教体系的建构确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。《抱朴子》一书，书名或源于《老子》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。该书共八卷，内篇20篇，论述神仙吐纳符篆勉；外篇50篇，论述时政得失、人事臧否。还在整体上确立了道家的炼丹理论，开启了世界化学炼丹史和中药丹药的先河。

葛洪认为，物质变化是客观的、绝对的，他由此得出了物类可变的结论。《抱朴子·内篇·黄白》把物类变化的范围推得很广。在葛洪看来，变化是没有极限、没有范围的。事物会自然地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，如高山变为深渊，深谷变为丘陵等。变化可以为人所掌握，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干预自然的变化，就能让这些变化为人所利用。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促使事物按照自己的愿望发生改变。一切在变，一切能变，这不仅是道教的物类变化观，还是老子“反者道之动”的基本思想。

万物皆在运动，有运动才会变化，有变化才可能发展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物，发展到了一个极端，都会反向另一个极端。运动变化不仅是生理的常态，也是人体疾病正邪斗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。葛洪的变化论思想，最早主要是为论证其宗教信仰，解释神仙的神通变化，虽然是哲学、医学、宗教信仰的杂糅，但也反映出宗教哲学与医学哲学的差异。

医典训诰泽被后世

欲达到长生、得道的境界，首先要长寿，长寿则意味着少病或无病。《抱朴子·杂应》指出：“古之初为道者，莫不兼修医术，以救近祸焉。”葛洪就是一位本着以医术救己救人、辅助修仙的思想，坚持多年，在医药方面多有钻研并取得了非凡历史成就的人。

中医学因其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怀，导致其理论基础可以向道家终极关怀中汲取支持。所以说，“医者，道之流也”。道家以精、气、神谓之三宝，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吸取了一定道学理论而形成的话，那反映道学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，就成了医学哲学重要的研究对象。

葛洪在热衷研究道教的同时，勤奋钻研医术，其编著了许多医书，尤其是《玉函方》一百卷，此书虽已佚去，内容难知，但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大成的巨著。同时，葛洪考虑到一些备急之作，“既不能穷诸病状，兼多珍贵之药”，对于“贫家野店”是难以购办的，于是在百卷《玉函方》基础上，精心编撰成《肘后备急方》（以下简称《肘后方》）。这部书不仅就急性传染病、慢性病及外科、儿科、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、各种病因、症状作出正确描述，同时也奠定了葛洪在中国医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。

《肘后方》内容包括内科杂症、外科急症、传染性热病、寄生虫病以及五官科、妇科、儿科等多种疾病。作者的原意是收集张仲景、华佗等前代名医的医方和诸家备急方药，后人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内容。从今本《肘后备急方》来看，也确实保存有如扁鹊法、长桑君方、仲景方、华佗法等书所删方药的内容。

葛洪的医学贡献很多，而且许多都是开创性的贡献。尤其是在《肘后方》中对疟疾种类、症状与治疗的描述和对药物“分类归整”“药证相应”的整理，对后代陶弘景重要著作《本草经集注》中的“法象理论”具有重大启迪。其在《肘后方》卷三“治寒热诸疟方”中，将疟疾分为温疟、瘴疟、劳疟，共计方剂三十余首，其中尤以“青蒿方”为著。

葛洪最早提出“疠气”的概念，认为各种急性传染病并非鬼神作祟，而是由自然界中一种不同于“风寒暑湿燥火”等六淫之气的“疠气”所造成的。他还最早记载了羌虫病，这种病是由羌虫的幼虫（羌螨）作为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。直到20世纪20年代，国外才逐渐发现了羌虫病的病原，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“立克次氏体”。

同时，葛洪还最早记载了天花的流行。《肘后方》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了天花的典型症状，并且将其命名为“虏疮”，认为是由俘虏传入中原的，并第一次提出了治疗方药。他还第一次记载了狂犬病，提出应用狂犬的脑子贴敷在被咬伤的创口上，“以毒攻毒”来治疗狂犬病。葛洪提出的这种治疗狂犬病的思路，可以说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。此外，葛洪还最早记载了结核病，《肘后方》中不仅明确记载了肺结核的症状和发病过程，而且还指出其具有传染性，将其称为“尸注”。

葛洪在《肘后方》中还创立了多种急症治疗技术，大大提高了急症治疗效果，包括人工呼吸法、洗胃术、救溺倒水法、腹穿放水法、导尿术、灌肠术等。

更不得不提的是，《肘后方》中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”的记载启发了中医后学，以屠呦呦为首的当代科学家凭借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，挽救了全球无数患疟疾人群的生命。

葛洪的名字镌刻于人类文明史、中国医学史的荣誉墙上，永远熠熠生辉。